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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三农:农民工更需针对性的专门的学业技能培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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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使得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以及畜禽、水产饲料、添加剂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罪魁祸首,很多市民谈之色变,部分人还通过组团、众筹等方式到偏僻的小山村买果蔬、杀生猪、宰牛羊,由于往来不便,有的人甚至将半头猪冰冻在冰箱长达一年之久,随后慢慢取用。

聚焦“三农”2016

聚焦“三农” 2016

十八大聚焦三农

近年来,国家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越来越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在一些地方的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政策走了样、变了形甚至落了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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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里,有哪些农业领域的重大动向与“三农”紧密相关,影响着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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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今年党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仍继续关注“三农”领域,随着十八大代表大会的召开,“三农”更是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农民工素质,使之更快地融入城市发展,对加快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意义重大,因此需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民工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为此,本报梳理了2016年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推进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等10件“三农”大事,分两期刊登,对相关政策进行回顾,与读者一起分享我国如何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取得新发展、再上新台阶。

粮食总产量止步“十二连增”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首先,政府部门需要加强统筹管理,发挥主导作用。当前,政府在农民工技能培训中既是规划者、管理者,又是执行者、分配者。相关部门应转变管理职能,从“划桨”转向“掌舵”,加强宏观管理,要根据地区发展需求制订规划、完善政策、建立标准,并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就业需求预测和农民工状况,制订当地农民工职业培训计划;要打破部门和职业学校的界限,形成有效的培训体系,提高培训资源和资金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发挥供求机制、竞争机制、效益机制等市场机制作用,让社会力量参与,增加教育公共服务供给。

三权分置: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变革

2016年12月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粮食总产量数据。其中,全国粮食总产量比2015年减少520.1万吨,减少0.8%。

其十八大报告中有关“三农”工作的部署,受到基层干部群众和“三农”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普遍认为,这些重要举措充分表明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希望各级政府把相关精神尽快落到实处,使广大农民早日得到更多的实惠。

其次,职业院校作为培训主阵地,需创新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培训实效。当前,部分职业院校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存在培训科目单一,与市场需求不适应,培训内容较为抽象等问题,忽视了实际技能操作。职业院校要面向市场办学,提供多样、实用的培训“菜单”,强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加大实践教学比例,做到教、学、做合一。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粮食增产阶段。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4695亿公斤,比2003年上涨9%。由此开始,我国粮食总产量进入“十二连增”阶段。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2428.7亿斤,比2014年增长2.4%。

不少基层干部群众表示,将“改革征地制度”写入十八大报告,表明党中央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保护农民利益,解决农民反映较为集中的土地征用问题。这是因为改革征地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之后,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来降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本,而改革征地制度的首要要求便是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使得农民提高了在土地方面上的收益。

同时,应引导企业逐渐成长为培训主体。企业作为用工主体,应把农民工纳入职工教育培训计划,确保农民工享受和其他在岗职工同等的培训待遇。政府可通过补贴、奖励等方式,支持鼓励大型企业有组织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加强农民工岗前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培训。

这被认为是继201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农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设想后的具体落实。

在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的喜人局面背后,其资源环境代价也逐渐引起关注和忧虑。中国用不到7%的耕地养活地球上超过22%的人口,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占全球35%。但一方面,化肥、农药投入的报酬递减规律也日渐凸显,导致“增肥低增产”;另一方面,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

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十八大报告延续了党中央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新时期农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十八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要牢固树立“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理念,紧紧把握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加快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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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答记者问时就表示,“十三五”期间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而是要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他解释,从具体战略来说,一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高新技术;二是抓好主产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连日来,十八大代表围绕“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建设现代农业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三权”是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指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形下,将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而土地集体所有权是根本,农户承包权是基础,土地经营权是关键。

对201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黄秉信解读表示,2016年粮食产量下降同时受到播种面积减少和单产下降的影响。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代表说,报告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论述,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遵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科学总结我国农业取得重大成就的生动实践,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为此,建议加强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要破解难题,积极探索建立金融、保险进入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领域,实现共兴共赢的机制;要深化改革,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步伐,提高全国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程度。

实行“三权分置”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让土地作为要素流动起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了472万亩,因播种面积减少而减产34亿斤,占粮食减产总量的33.2%;全国粮食产量因单产下降而减产70亿斤,占粮食减产总量的66.8%。

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代表说,学习报告有三个体会:一是胡锦涛总书记作的报告气势恢宏、催人奋进,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作出了全面规划。二是报告充满实事求是精神,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报告对成绩的总结很全面,同时清醒地指出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三是报告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育种、中低产田改造、病虫害防治、食品安全营养、农业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队伍建设、综合性实验基地建设等方面着手,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意见》指出,完善“三权分置”办法,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充分发挥“三权”的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平等保护的格局。

从粮食播种面积来看,是“主动调整种植结构”的结果。2016年,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以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品种玉米的种植区域、面积为减调重点,采取“玉米改大豆”“粮改饲”和“粮改油”等措施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按可食用的籽粒玉米统计,玉米播种面积5.51亿亩,比上年减少2039万亩,减少3.6%。低产作物大豆播种面积1.08亿亩,比上年增加1046万亩,增长10.7%。

农业部总经济师、办公厅主任毕美家代表认为,报告不仅强调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首次提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四化”同步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抓手。城乡一体化抓得好,有利于拉动内需、密切城乡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城乡一体化,需要规划先行,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突出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当前我国全面改革进入深水区,农村改革的深水区是产权制度改革。虽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破题甚早,但三十多年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国层面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化的重大话题。

从粮食单产来看,其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高产作物面积减少。2016年,玉米平均亩产398.2公斤,是大豆的3.3倍,仅玉米改种大豆就可拉低粮食亩产约1.7公斤。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朱明代表说,十八大报告高瞻远瞩,催人奋进。报告对城乡一体化专门作出部署,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分析问题时指出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等,这些内容都与“三农”问题直接相关。作为农业工程科技和管理工作者,自己既深受鼓舞,又深感任务艰巨。报告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门提出要求,国家应该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加快建设。报告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在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中要同步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农村土地流转现象日益普遍,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截至2015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4.43亿亩,占比达33.3%,2.3亿承包户中有6600万户或多或少流转了土地。

二是全国农业气象灾害较上年偏重,部分地区受灾较重。夏粮、早稻因灾减产。秋粮生长前期,南方多地遭受强降水,湖北、安徽等地受灾较重,部分农田反复受淹,作物倒伏严重。7月下旬至8月中下旬,南方一些地区又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水稻空壳率增加;东北、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对玉米后期生产和灌浆不利。据民政部统计,今年1—10月份,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3.97亿亩,比上年同期增加5410万亩,增长25.7%;绝收面积6218万亩,增加1719万亩,增长70.9%。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何萍代表说,十八大报告求真务实、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为农业科研领域生产一线的代表,一定要认真贯彻学习报告精神,做好本职工作。何萍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继续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强农业基础性研究,建立长效和稳定的科研支撑机制。二是继续出台一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农业的基础地位。三是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机械化发展,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各项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如今,这一趋势还在继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不再种地,种地的人又没有相应权利,应该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和调节这一客观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粮食总产止步“十二连增”,实际是“主动调整的结果”。他表示,我国粮食近年来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去库存是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国家主动地采取了结构调整,对粮食的产量应该是有影响,但又不至于影响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景蕊莲代表说,十八大报告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工作,客观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未来努力方向。我对报告中提到的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约束加剧等内容感受很深。我国水资源十分紧张,其中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的70%,节约水资源迫在眉睫。在今后工作中,要认真学习贯彻报告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发掘利用节水潜力,同时要不断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意见》的一大亮点是要“加快放活经营权”。在赋予经营主体更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后,经营者愿意投入,也舍得投入,有了适度的规模,接下来就要向机械化、专业化发展,这也将使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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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经营权制度尚未进入立法程序,三权分置还停留在政策层面,相应的性质和规范设计都未确定。很多观点依然认为,经营权属于债权而非物权。

2016年4月11日,农业部印发《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年)》,规划调整的主要作物为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蔬菜及饲草作物。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叶剑平解释道,经营权是承包权派生出来的,经营权实质上是租赁权。实际操作中政府允许、银行有时会认可,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讲,经营权作为抵押权比较勉强,存在瑕疵。

2015年11月,针对“当前玉米供大于求,库存大幅增加,种植效益降低”等矛盾,农业部出台了《关于“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对我国“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提出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技术路径。

土地改革向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过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功不可没,如今的“三权分置”会释放多大的“土地红利”?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一种观点认为,这取决于有多少农村劳动力能够走进城市,在城市的工业、第三产业中找到位置,发挥出他们的能量;还取决于有多少资本能够下乡,利用经营权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现代化生产。

紧随其后,为贯彻落实2016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年)出台。

在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顽强看来,“三权分置”改革的突破在于强化对土地经营者利益的保护、放活土地经营权,究其实质是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名义,为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鼓与呼。这一政策带来的后果极有可能是,外出务工农民失去返乡权利,普通农民经营土地的空间也被挤占,中国农业将被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规划》指出,我国农业发展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老问题不断积累、新矛盾不断涌现,面临品种结构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压力越来越大、消费结构升级要求越来越高、产业融合程度越来越深、国内外市场联动越来越紧等困难和挑战。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任务。

但毋庸置疑,“三权分置”确实如同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务实选择,也是具备重大示范意义的创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罗其友认为,《规划》是我国农业适应形势,主动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政府充分研判全球供需形势、我国农产品供给安全以及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后,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土十条”掀起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小高潮

《规划》提出,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两保、三稳、两协调”,即保口粮、保谷物;稳定棉花、食用植物油、食糖自给水平;蔬菜生产与需求协调发展、饲草生产与畜牧养殖协调发展。调整任务是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作物结构;构建适应市场需求的品种结构;构建生产生态协调的区域结构;构建用地养地结合的耕作制度。

2016年5月31日,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作出了全面战略部署,以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孔祥智认为,“三个结合”——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草作物的结合;生产和生态的结合;用地和养地的结合,是《规划》中的显著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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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今年种植业调整的重点品种是玉米,区域是“镰刀弯”等非优势区。据悉,种植业结构调整工作在“十三五“开局之年有好开头,今年非优势区玉米面积调减3000万亩,超过年初1000万亩的预期。

“土十条”提出,到2020年,我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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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十条”明确,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到2030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玉米收储由政策走向市场

为此,“土十条”提出,将从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开展污染治理与修复,改善区域土壤环境质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土壤环境治理体系等十个方面发力。

2016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联合中央农办、国家财政部、国家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举行媒体通气会。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刘小南在会上表示,2016年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意味着长达九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退出历史舞台,被解读为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

当前,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

临时收储政策始自2007年,初衷是鼓励主产区玉米种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然而,2011年之后,包括玉米在内的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跳水,而中国玉米收储价格却逐年提升。这让国内库存不断堆积,玉米出现严重供给过剩。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总体粗放,产业结构和布局仍不尽合理,污染物排放总量较高,土壤作为大部分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其环境质量受到显著影响。

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和保障农民合理收益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一方面,玉米价格由市场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信贷支持、促进种植结构调整、合理消化库存等综合性措施;另一方面,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以保持优势产区玉米种植收益基本稳定。

“土十条”提出的风险分类管控格外重要。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王夏晖说,不同于大气和水污染,土壤污染隐蔽性强、可迁移和稀释能力弱。作为大部分污染物的最终受纳体,土壤污染物来源更复杂,不能按照同一种方式进行修复处理。土地利用和城镇建设时,也要尽量避免严重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为学校、住宅区。

政策公布后,各类市场主体表现不一:有为政策拍手称赞的,有为改革愁眉苦脸的。之所以表现不一,原因之一是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有所欠缺。为什么要改?怎么改?改革后该怎么办?有何应对之策?

“土十条”提出控制农业污染,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企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谷庆宝表示,企业必须对自己生产场址的污染负全责,无论是建厂前、生产中,还是厂房关闭,都需要将土壤污染防治纳入环境管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部分污染土地可能需要暂时休耕修复,要把“隐形的利”和“长期的利”结合起来,这些限制性措施有利于农业持续发展。

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看来,启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不仅与当前农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密切相关,更直接的原因是现行玉米市场形势和收储政策面临的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要加强化肥、农药、农膜、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灌溉水水质管理。李国祥表示,控制农业污染,也是对农民生产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把各类补贴和化肥使用、农膜使用的规范挂钩,引导与约束相结合,控制发生在农业生产中的土地污染出现。

2007年,我国开始在东北和内蒙古实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这一政策对于保护农民玉米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平抑市场波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只升不降的临储收购价格、垄断性的收购以及敞开收购、顺价销售的原则也造成了市场扭曲,干扰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并由此给玉米市场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和冲击,不利于玉米产业的健康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认为我国目前土壤监管仍较为薄弱,“土十条”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我国土壤环境监管体制。而谷庆宝认为,“土十条”是对我国土壤的一次顶层设计。

“短期内,玉米价格疲软很难扭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张义博认为,最核心的是激活市场活力,稳定市场预期,有效增加玉米需求,保持价格稳定。

新《种子法》促进现代种业发展

在辽宁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侯荣娜看来,玉米由“政策市”走向“市场市”,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种植抉择问题,然后再考虑保障农民收益。

2016年1月1日起,共十章九十四条的新《种子法》正式实施。2015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种子法》修订草案,这是《种子法》2000年以来的首次大修。

目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玉米替代物的最佳选择是大豆。然而,我国大豆的综合收益仅为玉米的一半左右。侯荣娜表示,要提高大豆的种植面积,必须提高大豆的目标价格,即提高大豆玉米的比价,缩小农民的心理预期差距,保障种植大豆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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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毋庸置疑,从长远看,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启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缩小国内外价差、消化玉米库存、推进玉米生产结构调整。重要的是,有利于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产品价格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积累。

新《种子法》中新增了新品种保护和扶持措施两章的内容,而将旧法部分章节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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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5日,农业部发布《关于贯彻实施〈种子法〉全面推进依法治种的通知》,要求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种子法》,全面推进依法治种,促进现代种业发展。

2016年5月4日,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这是“十三五”及未来一个时期指导渔业转型升级、加快现代渔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通知》指出,要建立健全适应现代种业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建立鼓励创新的财政支持和品种权保护制度,完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品种管理制度,健全种子企业准入和行为规范制度,强化种业安全保障的产业监督制度;要切实履行《种子法》赋予的各项职责任务——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推进种业改革,推动落实种业政策。

《意见》指出了今后渔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即“十三五”期间持续推进“两减两提三转”。“两减”即减少养殖排放、减轻捕捞强度;“两提”即提高渔民收入、提升质量安全水平;“三转”即由注重产量增长转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由注重资源利用转到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由注重物质投入转到更加注重科技进步。

2016年年中,农业部先后发布了《种子法》三个配套规章,即《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2016年8月15日起施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6年8月15日起施行)和《农作物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国水产健康养殖示范面积比重达到65%,重点养殖区域的养殖废水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实行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国内海洋捕捞产量压减到1000万吨左右;渔民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二、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50%;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渔业信息装备水平和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修复能力明显增强,渔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有业内专家撰文表示,新《种子法》的亮点之一是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文章认为,最大限度地简化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三减三取消一下放”。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渔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十年以来,我国渔业持续较快发展,水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市场供应充足,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促进农渔民增收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渔业发展方式粗放、设施装备落后、资源日益衰竭、水域污染严重等问题,使得现代渔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具体而言,“三减”指的是减少审定作物数量,减少行政许可,将种子生产和经营两项许可合并,简化引种程序,将同意改为备案;“三取消”是指取消申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时对资金的要求,取消先证后照的规定,取消种子检验员资格考核;“一下放”是将“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审批权由农业部下放到省级。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赵兴武表示,农业部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渔业转方式调结构作出部署,目的就是要通过“转”和“调”,破解现代渔业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促进渔业转型升级,加快渔业现代化步伐。《意见》的出台,将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力量,对现代渔业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与《种子法》配套的三项重要管理办法的修订,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撰文表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强化了对龙头企业研发能力的要求,提高了育繁推一体化认定的门槛;《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将审批流程时间缩短,初审、通过品种的公示期、品种退出公示期均由60天缩短至30天;绿色通道规则明确生产试验可与第二个生产周期区域试验合并进行,申请者可以是联合体成员或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省级品种审定试验点减至5个。

如何通过“转”和“调”来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细化了对品种适种区域、种植季节、审定区域、质保期限、品种纯度净度等的标注。保护农民利益,通过明确种子身份,为种子可追溯提供条件,也有利于种子管理。

赵兴武表示,渔业转方式关键是做到“四转变”:转变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养殖生产方式;转变经营方式;转变管理方式。重点是做到“四调优”:调优区域布局;调优产品结构;调优产业结构;四是调优要素配置。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全面推开

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杨红生看来,现代渔业建设则必须坚持“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三产贯通、四化同步”的发展思路,实现环境保护与渔业资源的安全、高效和持续利用。

2016年4月18日,财政部、农业部发布《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

《意见》指出,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重点要把握四句话、十六个字: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

《通知》规定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即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渔业转方式调结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要抓好“六项重点”,即抓好水产养殖业转方式调结构;促进国内捕捞业优化调整;提升价值链延长产业链,使价值链和产业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抓好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稳妥发展远洋渔业;加强渔业行政执法,为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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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以下简称农业“三项补贴”)。

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畜牧业

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应递减,政策效能逐步降低,迫切需要调整完善。

2016年5月5日,农业部就农业结构调整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以生猪和草食畜牧业为重点来推进畜牧业结构调整。总的考虑是,稳生猪、促牛羊、提高资源环境匹配度,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2015年,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从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重点用于支持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同时选择部分省开展试点,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畜牧业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生产基础比较薄弱、发展方式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约束趋紧,是当前畜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要破解这些难题,迫切需要用绿色发展理念改造传统畜牧业,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在2015年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五个省开展“三补合一”试点基础上,2016年全面推行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畜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一环。据介绍,农业部力争到2020年,在全国创建200个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示范带动全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畜牧业现代化道路,实现畜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通知》指出,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推进农业“三项补贴”由激励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转变、由覆盖性补贴向环节性补贴转变,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畜牧业生产不但关系到食物安全、食品卫生、资源环境和劳动力就业,而且维系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

推进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一是有利于提高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二是有利于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三是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加快发展。

当前,我国畜牧业产能过剩、产品库存积压,同期进口还在增加,甚至出现国人抢购国外婴幼儿奶粉等事件。在全国畜牧总站高级畜牧师李新一看来,这属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产品结构、经营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对五个试点省份的10个县、20个行政村、309户农民的调查数据显示,94%的农户表示接受“三项补贴”改革。

以产品结构为例,在品种结构上,奶牛、肉牛、肉羊生产不足,生猪、家禽生产相对过剩;在地域分布上,生猪养殖集中在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地区生猪养殖产生的粪便污水超出了土地消纳能力,牛、羊等草食动物主要集中在北方草原,草原承载压力较大。

据悉,从2015年试点情况看:一方面,降低了政策实施成本。政策调整后,统一了农业“三项补贴”资金的审核和发放程序,标准清楚明确,减少了基层多口径、多次核实种植面积的工作量,政策落实更加简便、快捷、有效。另一方面,支持了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重点是支持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为新型经营主体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难题。

今年5月,农业部印发了《关于促进草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前,农业部已经在河北等12个省区的37个县组织开展了草牧业发展试验试点,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

尽管实施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是也有媒体在多地走访后指出,改革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仍需各方关注,比如,统计工作奖惩不明确影响数据准确性、取消良种补贴的后续影响、各地对种粮大户补贴力度参差不齐等等。

李新一认为,当前要坚持发挥市场在畜牧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推动养殖者和生产企业转方式、调结构,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畜产品的供给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通知》要求,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大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农业部门要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资金管理、加强督导考核等方面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政策措施,注重宣传引导,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而在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所副所长张军民研究员看来,畜牧业生产技术环节多、设施化难度大、投入成本高、疫病及市场风险大,加之饲料资源短缺、环境排放压力大、工作环境艰苦和一线技术人员难以稳定,我国畜牧业要实现稳产、增产难上加难,甚至面临产量滑坡的可能。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稳步推进

“未来我国畜牧业发展已经不能单纯强调数量扩张,而应将主要工作放到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以促进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张军民说。

2016年1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决定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胡璇子、秦志伟、张晴丹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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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强调,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坚持综合施策、两手发力、供需统筹、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

《中国科学报》 (2016-12-28 第5版 农业周刊)

按照《意见》,改革总体目标是,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健全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价格总体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普遍实行,可持续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基本建立,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技术措施普遍应用,农业种植结构实现优化调整,促进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善的地区要加快推进改革,通过3~5年努力率先实现改革目标。

在内容上,一是要夯实农业水价改革基础,完善供水计量设施,建立农业水权制度,提高农业供水效率和效益,加强农业用水需求管理,探索创新终端用水管理方式。二是要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分级制定农业水价,探索实行分类水价,逐步推行分档水价。三是要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多渠道筹集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建立与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相匹配的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以及易于操作、用户普遍接受的节水奖励机制。

众所周知,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运行维护经费不足,农业用水管理不到位,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不健全,价格水平总体偏低,不仅造成农业用水方式粗放,而且难以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用水占到总用水量的60%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低于0.7~0.8的世界先进水平。

因此,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十分有必要,应该努力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并逐步建立农业灌溉用水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

有媒体走访了先期进行试点的几个地区,发现试点主要围绕明晰农业水权、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等方面展开,逐步培育起一批农民用水合作组织,部分地区以“水费收取+政府补贴”的方式,使水利工程管护经费得以落实,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过去“重建轻管”、用水浪费等问题,改革成效逐渐显现。

与此同时,水价改革也面临着水费收取难、精准补贴缺少资金、改革成本高企等制约因素,需要在下一步改革中予以重视。

(本报记者胡璇子、张晴丹、秦志伟、王方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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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6-12-21 第5版 农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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